【篇一】周恩来名人故事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整个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则最令人揪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
1976年 1月 8日上午,北京医院的韩宗琦医生正在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开进医院,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他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恩来上午 9时已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韩宗琦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那里，见到有哨兵在站岗,但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他希望能帮上忙。下午,他抽空向医院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批准。
韩宗琦从1950年就开始做周恩来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的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
正是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韩宗琦主动要求为周恩来处理后事，为他老人家尽孝送终。
韩宗琦承担了为周恩来更衣的任务。可他拿起周恩来家里送来的衣服,心里一阵难过：衬衣太旧了,除了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他问：“可否换一件?”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韩宗琦深知周恩来一生勤俭节约,只好无奈地为周恩来穿上。接着，他又为周恩来穿上那套灰色的中山装,由于病痛的折磨,周恩来瘦了许多,使衣服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韩宗琦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这样从前面看领口才不显得过大。
在更衣的时候,韩宗琦摘下了周恩来的手表和那枚“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那是一块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周恩来平时总是戴着它。那枚长方形的纪念章极为普通，“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各种各样毛主席像章,而周恩来唯独喜爱这枚,因为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如今，那块手表和那枚纪念章，成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每个参观者来到这里，都要驻足良久。
韩宗琦还参与为周恩来遗体整容、化妆等等后事。
周恩来的葬礼结束后，韩宗琦向邓颖超汇报了那几天里的事情。邓颖超听完后问：“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
韩宗琦答道：“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自己主动做的。”他还解释道：“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只不过觉得，当时医院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忙，而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出面张罗，自己是个晚辈，做这些事最合适。”
邓颖超听后，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
当时，韩宗琦并没有细想这句话的分量，后来，他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就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
告别周恩来
1976年 1月 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第一批来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回周恩来的生命,长久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声一片，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不久，邓颖超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来。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一缕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邓颖超看见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克制心底的悲痛，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号啕起来：“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下午,是中央领导前来告别。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恩来遗体大约 1米远处,就站住了，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没有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也没有向周恩来遗体鞠躬与致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朱德委员长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仍冒着刺骨的寒风赶来了。他走到周恩来的遗体前,脱帽,举起右手,向周恩来郑重地行了个军礼,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近 50年的战斗友谊和深厚感情。朱德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用无声的语言道出了心里的话。
郭沫若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时,难过得昏了过去,经抢救才苏醒过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坐着轮椅前来告别。当他见到周恩来遗体时，眼含热泪，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遗体三鞠躬，深情地注视着周恩来的仪容，然后坐轮椅绕周恩来遗体一圈后还要再绕一圈，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解都不行。当再次绕到总理身旁，他又吃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再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周恩来关照、保护，得到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老革命，对周恩来更有无限的深情。他们走进告别厅，顿足捶胸、千呼万唤地喊着:“总理啊，总理!您不能走啊!”有的人抑制不住号陶大哭，有的想扑向周恩来的遗体，这种悲痛的场面感人至深。毛泽东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据他的秘书张玉凤回忆：
毛泽东当时重病卧床,说不了话,两条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中央考虑到他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出于对周恩来的热爱,张玉凤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用手略微拍拍他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
在此之前，8日下午,工作人员流着泪给毛泽东读周恩来讣告的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从他的眼里溢出两行泪水。
14日,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悼词，这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少有的感情流露。
根据安排, 11日下午4点30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遗体送八宝山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泪流满面的默默站立等待着,等待着最后送别自己的总理。
十里长街，人海如潮，哭声不绝，汇成了泪河!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人动员、没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
“撒掉骨灰也是一场革命，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
1月12日上午，邓颖超将西花厅党支部的三个人——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和赵炜找来，同他们商量周恩来的后事问题。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的请求，不留骨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你们都是恩来生前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又是党支部成员，咱们共同为实现这一愿望去工作。我本想亲自去完成，但由于身体、天气等等条件不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我和恩来年轻时都做过党支部工作，也一直重视支部工作，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你们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听了这一番话，三个人更理解邓颖超的心情，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悲恸，“四人帮”却采取了种种手段阻止人民的悼念活动，但广大群众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用各种方式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因此，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总理的感情，是否把周恩来的骨灰在再放几天，然后再撒。邓颖超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颖超还说:“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
那些天，北京特别冷，天空也像亿万人民的心一样寒气袭人。高振普三人多处察看，但找来找去，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又考虑：作为周恩来这样的伟人，怎么能随随便便撒掉骨灰呢?全国人民能答应吗?于是，他们回来后，把情况和想法报告给邓颖超，认为应由组织上去实现总理的愿望。
最后还是由中央做出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4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了。晚7时半左右，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就安放在那里。在向周恩来遗像和骨灰肃立默哀后，邓颖超打开骨灰盒，她的双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但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全都放声大哭起来。
晚8时许，周恩来的骨灰盒由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人捧着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邓颖超乘车去了机场，目送着飞机起飞。那一天，天空特别的亮，飞机飞出去好远还可以看得见。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撒下对首都北京深沉的爱;
飞机飞越密云水库，撒下了第二把骨灰，也播下对祖国山河的一片情;
飞机向天津飞去，把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那是周恩来、邓颖超起步闹革命的地方;
飞机飞到山东的滨州，把最后的骨灰撒向了黄河入海口。骨灰与鲜花随着滚滚的黄河水，流入浩瀚的大海!
周恩来没有留下骨灰，也没有立下墓碑。可是在祖国大地上、人民的心坎上矗立着一座无形的丰碑。
【篇二】周恩来名人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居住在武昌珞珈山上的“十八栋”，你知道吗?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到武汉大学礼堂发表演讲，宣讲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激励青年学子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初，日寇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武汉局势日趋恶化。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居住在这栋小楼之内。在此期间，他经常前往在武大举办的“军官训练团”讲课，为团结抗战作出积极努力。
在珞珈山，周恩来还热情接待了各界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周恩来对郭沫若领导下的“三厅”关怀备至，使武汉成为文化抗战的中心，为武汉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篇三】周恩来名人故事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艰难时刻，百万以上民众不顾“四人帮”的高压，自动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痛哭失声，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这是人民对他的无言评价。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鲜明地说道：“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
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他深情地说：“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呕心沥血建树的丰功伟绩，来自他那无私奉献、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先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最强烈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个需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漫长历程。周恩来同志曾说过：“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学生时期就为同学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比较，认定这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中共中央在1985年5月确认他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春。他从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常委起，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达49年。他作为前委书记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全国革命胜利前夜，一位苏联朋友在西柏坡感叹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确实，要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工作统一地付诸实施，周恩来同志作为总理的理想人选是无可争议的。他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们仍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曾经为新中国付出的心血，感受到他们为后来者留下的丰富遗产。
对新中国的开国领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句话不无道理，但说得绝对化了。毛泽东同志不是光拿大主意，对他认为在全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具体工作，也总是抓得很细、很紧，一抓到底，一定要抓出结果来。周恩来同志也决非只是起执行作用，他还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的大政治家。
革命时期，他在主持起草的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中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何等的见识和决断力!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仅进行着艰难的国共谈判，而且负责领导党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从容应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赢得广泛的人心。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回忆道：在那时候，在工作中有“有恩来同志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成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它描绘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完整蓝图，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担任新中国总理，而总理是总理一切的。开国不久的1949年12月，他提出经济工作中的六种关系，都是全局性的问题。在头一条“城乡关系”中，他说：“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这里已孕育着“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个重要指导方针。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不仅废寝忘食地解决当时最急迫而极端棘手的粮食问题，而且随后又主持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封信直接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和讲解。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终于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从而响亮地喊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那时，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最高峰是“两弹一星”。周恩来同志担任中专委主任，负责这项研制工作。钱学森同志曾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无论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岁月，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顿过。如果没有他的有力领导，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来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外交部长8年多，作出许多卓越贡献。他一直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表达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的高度自信。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同有关国家的负责人反复磋商，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实现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在第二年的万隆会议上，他又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工作中许多原则性的重大方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无论在中国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同志都显示出卓越的能力。他不愧是一位有着远大战略眼光而又能巧妙付诸实施的大政治家，从而博得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众多人士的钦佩和尊敬。
但是，周恩来同志总是有意使自己主要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说，他曾问周恩来同志：为什么你要管那么多具体的事，不在理论方面再更多地做些事。周恩来同志回答：你怎么也讲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就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得有一个人管起来。我多做些这样的事，就可以使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那些大问题。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自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甘愿把自己始终放在“配角”的位置。事实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毛主席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总理。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品格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周恩来同志之所以受到亿万中国人民如此发自内心的爱戴，并且对他有那样强烈的亲近感，还因为他那崇高品格和动人魅力。在他心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过：“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他为此的付出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而个人的得失、毁誉和安危从不放在心上。他这一切都发自内心，时时刻刻自然地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事情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举办一次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展览会，希望借用一些周恩来同志和西花厅的遗物。这个提议最初被邓颖超同志拒绝了。她说：恩来平时常讲，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还要什么呢?后来中央作了决定要办这个展览，她才把一些遗物拿了出来。这些只是他们平时在家中的谈话，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真实地坦露出他的内心世界。
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对同志和朋友的细心爱护。河北邢台在1966年3月8日凌晨发生地震，造成严重伤亡。周恩来同志当天就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部署救灾，9日深夜赶到邢台。第二天下午，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群众听到周总理来了，都涌到一处空场。他登上一个大木箱讲话，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坚决要求当地干部让群众掉过头去，他改为迎着风讲话，鼓励大家要“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讲话时那充满忧伤的神情。电影艺术家秦怡在回忆文章中讲道：抗战时在重庆，她的女儿斐斐得了胃病，经常呕吐。1957年，她到北京参加亚洲电影节。“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他忽然问我：‘斐斐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不是已经治好?’时隔多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总理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周恩来同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投入的精力，单用“全力以赴”“不知疲倦”之类的词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里，他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他处理工作时，总是要求把情况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很细很远。他对经济数字和历史情况的熟悉和记忆力常常令人吃惊，因此他提出的意见总能那样的细致周密、合情合理。
李先念同志曾讲到他的工作精神和品格：“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楚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中讲到自己亲眼看见的情景：“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说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当然是在十分必要时才那么做的。万隆会议先遣组组长姚力曾说：在万隆的七八天内，周恩来同志每天睡觉的时间大体只有3小时。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但姚力细细地说明他每天的时间安排，让人不能不信。后来，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郭英会讲的情况，和姚力所说的完全相同。
周恩来同志历来顾全大局，有时甚至要忍辱负重，从而在紧要时刻避免了党可能发生的分裂。“文化大革命”是他十分痛苦的时期。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他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邓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同志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1972年5月，他被确诊患膀胱癌，发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继续超负荷工作。从确诊到住院的两年内，除了13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直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参加联合国会议归国，他才在1974年6月住进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住院期间，他会见外宾65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找人谈工作200次以上。其中包括：扶重病坐飞机到长沙毛泽东同志处解决四届人大“组阁”这个全局中的关键问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他完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作为20世纪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一位巨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受到众多外国朋友的尊敬。他逝世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他致哀。联合国大厦前也下了半旗。1979年10月，法国政府在巴黎举行周恩来20年代旧居挂纪念牌的仪式。大理石纪念牌上镶嵌有他的半身铜像。这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保尔·贝尔蒙多的作品。他说：“我希望重现周恩来的生命和魅力，力求让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脸庞上，从他明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和他的精神。”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揭幕式上动情地赞扬周恩来是“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学识渊博的人”。他说：“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竖立纪念碑的人，我们希望在他开始自己的战斗生涯和对法国产生友好情谊的地方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这个光荣而不朽的名字。光荣，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过那么多巨大的贡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不朽，因为他遗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将万古长青，他那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热爱人民的高尚品格将永远激励后人踏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前进。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前仆后继、排除万难、团结奋进的。
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此刻，我们自然会格外满怀感激之情，缅怀前辈们为我们奠下的基石。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重温他的一生，用来鼓舞和鞭策自己，必将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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