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党史论文3000字大学生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
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
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 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7 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 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 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 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翟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 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会议。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 “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篇2】党史论文3000字大学生
202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华夏儿女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勉励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翻开厚重的百年党史，真理的光辉依旧熠熠生辉，理论的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对于理想的追求也始终坚定如初。学习党史，就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学习党史，就是学会从党史中汲取历史营养，做到守初心、担使命，就是从党史中感受奋进的力量，不忘来时的路，眺望未来的路，走好脚下的路。
01读懂历史，守住初心，不忘来时路
百年来，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大向强，长盛不衰、枝繁叶茂，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激动人心的发展篇章?品读党史，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虽然我们是工作在企业的党员，不能直接地为人民服务，但我认为，只要我们立足岗位，勤勉敬业，把企业做强做大，就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我们的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了，就可以向国家多纳税;我们的企业富了，职工的口袋就会鼓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也在为人民服务，也是在为职工群众谋幸福。
02读透党史，坚定信仰，眺望未来路
通过学习，我们党百光辉的漫漫征途，始终有理想信念的火炬在前面引领着、照耀着。一个新生的政党带领着一支衣衫褴褛，饥饿疲惫的队伍，满怀生存的渴望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同异常强大的敌人开展无数次殊死搏斗，同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言行不断作不妥协的较量，在大半个中国的强项僻壤、险山恶水中曲折前进，途径十余个省区，行程数万里，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必将胜利的信心。2021年3月12日，国家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明确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这个信仰与信心来源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我们公司党委也制定公司的“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了我们的发展目标。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于单位的发展目标，坚定发展信心，从自身做起，干好本职工作，我们的发展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3读好历史，锤炼自我，走好当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更是无数共产党人“真刀真枪”拼出来、“流血流汗”干出来的历史，凝聚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和创新成果。我们学习党史，就要从中提炼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善于总结历史规律，在学思践悟中运用好党史这本“教科书”、补充足“营养剂”。
一方面，要从党史中感悟党一脉相承的实干精神，自觉践行到日常工作当中，忠于职守，躬身实践，干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发挥“钉钉子”精神，永不言弃，迎难而上。结合自身工作来讲，就是要不断分析公司内外环境的新变化，面临的新形势，把握稀土行业发展的新规律，不断提升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走好“当下路”不仅要求继承前人智慧，更要求贡献新智慧，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摒弃守旧观念、摆脱路径依赖，在创新中实现自我超越。我们的稀土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充分吸取25年来，产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和失误，总结经验和教训，让我们的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走好脚下路，更要求我们每名党员都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针对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集思广益，把心劲儿和智慧全部聚焦到公司的发展上来，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中蕴藏着经验的智慧，充满着走向未来的力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每一名党员都任重而道远，我们要读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汲取党史为我们提供的立党兴党强党的丰厚营养，在党史学习中思考过去、谋划未来，以丰盈的精神、坚定的品质、扎实的行动、创新的方法向着更高远的目标迈进，在未来的历史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3】党史论文3000字大学生
摘要：党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近些年来，党史教育不断在加强，也取得了顯著成绩。但由于多种原因，也存在一些问题。加强高校党史教育，既要认识到问题，也要采取有效措施。
关键词：高校;党史教育;问题;党史教育实践活动
一、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现状
(一)高校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的主要内容
高校普遍开展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史、艰苦奋斗史、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在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等内容的中共党史教育。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学生基本已经具备了对党史、国史的正确态度，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通过艰苦奋斗、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渐变成繁荣富强、充满生机的强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高校大学生对党史内容掌握情况
从高校大学生的整体掌握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党史知识，具有基本的认知、判断能力。但从内容的完整性来看，又是断断续续、不完整的。即部分学生对党史的了解是片段性的、只了解一些耳熟能详的党史故事、革命人物等，且了解只停留感性认识阶段，在原因、评价、意义等问题方面还有待提升。
(三)高校大学生接受党史教育途径情况
目前，在高校，学生接受党史教育的直接途径是课堂、讲座、培训等方式。党史教育主要课程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虽然每一门课程都涉及到党史的内容，但是因为课程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党史教育不会始终是永恒的主题。党史教育的讲座、培训在高校中的确存在，但覆盖率较低。一般参加此类讲座、培训的学生通常情况下，都是入党积极分子、“青马班”学生、学生会干部等，只占学生总数的小部分，因此，大学生接受党史教育的途径还需要不断拓展、创新。
二、高校大学生党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对党史教育缺乏重视
高校党史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载体而实施的，这就存在对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视度问题。即党史教育大都放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既没有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程，也没有相关选修课程。即使有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但总学时只有36或54学时，且授课基本都是以多个行政班级为单位。部分“马工程”课程末考采取开卷考试形式，带给学生的直观感受就是“无所谓，开卷考试容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课堂上学生玩手机、睡觉、讲话、旷到等现像就会增多，无法保证教育效果。部分高校还存在不重视党史教育的宣传氛围的现象，缺少一些诸如“党史风采”“党史文化墙”等宣传展板。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相关党史教育的网站、实训基地等明显存在滞后性，在实际党史教育中无法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生缺乏对党史教育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
现阶段高校的大学生主体基本是“95”后、“00”后，他们出生成长与新世纪，物质生活条件大幅提升，他们对中共党史的具体内容没有代入感，加之身处大数据时代，受历史虚无主义及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更让党史的普及和认知受到限制。部分学生沉溺娱乐八卦、时尚、游戏等信息，部分学生甚至会有“历史是过去的东西，现在的中国不会历史重演了”等想法，这部分学生没有积极主动学习党史的态度，这会直接影响党史教育的效果，进而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无法为社会主义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高校党史教育缺少实践活动
目前，党史教育主要的媒介就是课堂。大多数课堂依然采用的传统教育方式即“满堂灌”形式，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实践环节设置。实践环节可以分为“课堂内”与“课堂外”，大多数高校或者老师因考虑到时间、距离、资金、学生安全等问题，往往“课堂外”实践都会让学生自己去完成。“课堂内”实践虽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受课时、学生能力高低、学校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一学年可实践的次数屈指可数，效果远远达不到“课堂外”实践的效果。
(四)党史专业教师配备不齐全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承担党史教育的教师大多都是历史专业出身，真正中共党史专业的教师非常少。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讲清楚历史的过程，党史属于政治学范畴，首先要考虑的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历史学教师不一定能胜任党史教育。
(五)影视剧、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介对党史教育的影响
近年来，党史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数不胜数。这类影视作品会影响新时代大学生对党的历史认知出现偏差、迷惑、不全面、甚至误解等问题。长此以往下去，必然会给党和国家及学生个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型媒介如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调查，大学生网络使用率近100%，其中每周上网10小时以上的学生约占三分之一[2]。这一新型载体的庞大力量，也给推进中共党史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未完全形成之际，对新型媒介中出现的文章、观点、态度、价值导向等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很容易受到干扰、甚至毒害。不利于意识形态领域教育的发展。
三、对高校党史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思想意识、重视党史教育的重大意义
首先，从思想上重视党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真正做到让党史教育“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中共党史相关课程，特别是应该在选修课中加大党史教育的学分比重，引起大学生对党史教育重视。再次，思想政治理论相关课程，特别是党史教育相关课程应加大考试难度，将“开卷考试”调整为“闭卷考试”，改变大学生心理状态，从而刺激大学生学习党史等课程的愿望。 (二)多措并举提高高校大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自觉性
青年大學生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学习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在党史教育中，可以结合青年大学生的特点，设置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寓教于乐，在活动中潜移默化达到育人的目的。例如，利用快闪唱红歌、短视频录制等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这类活动既符合学生的兴趣又在无形之中强化了大学生的爱党爱国之情。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党史知识问答竞赛、有关党史问题的辩论赛、集体观看优秀红色影片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党史的热情。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史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课堂教育之外，要组织青少年学生瞻仰革命遗址，参观红色旅游景点、革命博物馆和纪念馆，学习革命英烈的事迹。”首先，充分利用校园资源。依托校园内的“文化墙”“文化长廊”、图书馆资源、红色教育基地等场所，合理设置教学实践环节，从而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其次，充分利用本地的红色资源。可以将课堂设置在红色旅游基地、博物馆、烈士陵园等地方，让学生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中国共产党光辉且艰辛的历史。再次，应以重大历史纪念日、清明节、国庆节等特殊时间节点为抓手，缅怀、纪念革命先烈，既体现了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又提升大学生尊崇、敬畏英雄之情。
(四)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学队伍
首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特别是党史教育的教师，政治站位要高。坚持将党和人民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正如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的“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3]其次，教师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扎实的专业功底。对于党史教师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讲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特别是要讲清楚“四个选择”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五)积极打造“互联网+党史”模式，提升党史教育效果
首先，要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年大学生的毒害。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现如今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阵地。高校要利用网络多媒体介绍、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帮助大学生去伪存真。其次，要重视互联网中以手机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影响力。微信、QQ、抖音、微博、慕课、学习强国等APP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将党史教育与APP相结合，方便、直观、高效。例如：在微信公众号中，开设中共党史专题，随时随地了解党史;抖音上，可以剪辑制作英雄烈士、先进模范榜样人物等微视频，既在短时间内触动了学生的心灵又能激起学生探索研究的兴趣。
四、结语
高校党史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弱化。党史教育必须要与新时代相结合，采用新思维、新方式促使高校大学生了解党史、学习党史，从而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通过党史教育，更加清晰明确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切实把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张华林.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的思考和建议[J].德育教育，2018(10).
[3]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陕西日报，2019-03-20.
【篇4】党史论文3000字大学生
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为贯彻落实好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党组）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条主线，“十四五”开局之年，正在精心谋划，周密安排部署，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起好步、开好局、有成效。
抓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与“理论学习”相结合，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学
各党委（党组）抓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与“理论学习”相结合，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内容，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好学习计划，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学习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党员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学先一步、示范带动，常学常新、不断领悟，要坚持集体学习研讨为主，以专家报告、参观红色阵地为重要辅助，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学、贯通学、深入学，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不断在思想上有新感悟、在政治上有新升华，深入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始终铭记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传承红色基因，恪守人民情怀。要避免“以听代学”“只学不讲”，要通过深入学习，不断增强历史意识，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抓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与“三会一课”相结合，形式多样融会贯通学
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史学习教育视为必修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各级党组织要突出党史学习教育，将党史学习教育抓在日常，融入“三会一课”，以开展主题党课、主题党日、政治生日、邀请专家讲座、读书会学习交流、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多样融会贯通学，加强红色教育洗礼，开展“行走党课”，重温党的历史，以深情的瞻仰、深邃的思考，引领党员干部以史为鉴，从党史中汲取精神上的“钙”，将其融入共产党人的血脉，真正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使党员干部心刻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奉献。要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线，将党史学习教育内生为党员干部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强劲的前行动力，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做到知史爱党，知史明责，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深入到支部开展学习，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分类指导，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抓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与“工作推进”相结合，以学促干内化于行学
抓党史学习教育，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学习，要注重与“工作推进”相结合，以学促干激发新动力，要以学笃行，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中，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效果结合起来。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到改革攻坚创新全过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做到内化于心、内化于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全过程中，从党史中汲取感恩人民的深切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定为民情怀，坚定担当本色，牢牢植根人民，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解决群众问题上，作为服务群众的攻坚之力，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锤炼党员干部的政治品质，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积极主动为身边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真正实现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培育党员干部“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一步一个脚印，不折不扣推动“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赶考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学习党史要从党的成功经验中启迪智慧，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牢记使命担当，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发扬奋斗精神，用忠诚和实干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篇5】党史论文3000字大学生
在党史学习中厚植为民情怀。百年党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亲民史，也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发展的为民史。无论是百年前嘉兴红船上追光的摆渡人，还是百年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为民情怀，要求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常怀为民之心，在行动上秉持务实原则。深刻认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要时刻把群众需要放在心上，把群众小事当作工作大事，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一次直面群众都是对初心使命是否坚如磐石的考验。切实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上出实招、求实效，把党史学习和工作落实结合起来，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
在党史学习中激发担当意识。百年来，在多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先辈们毅然扛起扶大厦之将倾的重担，李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成立中国共产党奔走呼号，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千千万万份担当作为的热忱汇聚成澎湃的救国和建设浪潮。在新时代，我们同样要担起这一代人的使命，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一要树立大历史观。全面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从中探规律、提策略，并将之转化成干事创业的能力，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二要创新方式方法。创新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题，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中，做好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尤为重要。三要勇于承担责任。担当作为不仅是做好手头工作，更要保证一以贯之解决问题。政贵有恒，民生账不分新旧，民生问题越是敏感越要重视，着力解决。
波澜壮阔百年路，历久弥坚是初心。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将之转化为实干奋进的动力，以党史滋养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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