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探索、奋斗和创业的历史。它是全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50篇的文章20篇 ,欢迎品鉴！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2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3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4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5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6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7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8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9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0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1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2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3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4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5
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6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7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8
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19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党史经典故事50篇篇20
党史故事的内容：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
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泽东认为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动体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后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的以来，重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是党章关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年10月，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项纪律的生动鲜明体现。
党史故事的内容：邓小平的“算账决策法”
于“算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算账”作出重大决策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数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
1978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他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1000美元左右。为此，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一一算账。经过考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1000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能否按时实现。1983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反复询问的问题是：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在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21世纪的发展目标。1987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算了这样一笔账：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恐怕还是在50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中国那时有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
邓小平的“算账”，是一种稳妥、慎重、科学的决策方法。正是通过不断地、精心地计算，他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党史故事的内容：刘伯承矢志不渝寻党记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6年12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12000人分别于1日和3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日，他到达顺庆，10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16日撤离顺庆;1927年1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月31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月12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5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月16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
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5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5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
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
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
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
1927年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1905年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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